从柄谷行人对日本近代文学中自白制度的批判为视角，可见夏目漱石《行人》的三位主要人物揭示了自白制度对主体的塑造及其内在困境。哥哥一郎暴露了自白制度的生产性与虚妄性。叙事的延宕与叙述者退场体现了自白制度强大的再生产机制。阿直的反抗虽颠覆了自白制度的逻辑，却未能建立新的范式，反而印证了该制度的封闭性。《行人》中的叙事实验亦与明治时期国家制度对主体的规训形成呼应，为理解日本近代思想中自我与他者、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空间。